海外华侨析出文献（华侨历史文献）(4)

内忧外患，列强狼子野心

东北鼠疫爆发的时间正值是清王朝覆灭的前夜，当时的医疗卫生体系还近乎于零，民众的防疫知识更是贫乏，加之东北地区早就由于日俄的角斗衰败不堪——日俄把东北防疫活动作为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最佳时机，美国则把鼠疫看作是胁迫清政府在币制改革和湖广借款签字的天赐良机。蔓延，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局势极为动荡……

日俄战争后，日、俄在东北的南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并分别在大连、长春、奉天、哈尔滨、满洲里等铁路设立了附属地，它们不仅驻有大量，而且攫取了不受地方管辖的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卫生监督权，1910年的后，还引起了日、俄对检疫、防疫过程中的“之争”。“近满洲防疫一举，亦成为国际问题，日俄两国尤跃跃欲试，思乘此机，以归入其版图之内。故俄国藉口瘟疫之传染欧洲为辞，要求自由行动，以治其事……而同时日本亦极力谪斥前清政府之防疫不力，思欲强行干涉。”当时控制的繁琐和列强的诘难使清政府焦头烂额，不胜其烦。

列强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抢夺东北，控制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乎国家危亡！1910年12月初，清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以清政府无力控制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如果答应俄日独立主持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拱手送出。只有控制住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主持东北防疫的绝对不能是外国人。

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一夜头白"的施肇基在凄凉中想到了伍连德，并奏请朝廷任命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伍连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怀有拳拳爱国心，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现代医学先驱。

当时的人们还固守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解剖，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为此，清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到第二年的2月份“东三省报告防疫经费，共计400余万，京津两处已用50~60万”。

不过，在肺鼠疫发生之初，尽管地方政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由于医疗设备的陈旧，科学知识的欠缺，面对肆虐的，一些努力也收效甚微，在汹涌的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当时民众的种种陈规陋习则是此次鼠疫迅速蔓延以至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由于临近春节，依据国人传统习俗，大部分在外工作的劳工都要返乡过年。随着大批劳工尤其是染疫劳工沿铁路线返乡，也随之向关内扩散，加之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一些原本居住在疫源地的民众也纷纷搭乘火车前往河北、山东等地避疫。

为了防止来势汹汹的扩散，清政府一度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也呼吁染疫劳工不要急于回乡，甚至在铁路线沿途设立防疫医院、检疫所等。但是，由于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大部分劳工不顾政府劝阻依然选择乘坐火车、船舶等交通工具回乡，致使一度失控。负责此次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医生事后回忆，鼠疫的传播路线几乎与劳工们回乡过年的路线完全一致。而当时的北京、天津等地虽然人口众多，但由于大部分从东北回乡的劳工并未在这些城市逗留而逃过此劫。

这次疫灾愈演愈烈，人人自危，“死亡枕藉……日毙数百人”，因疫而死难者众多，“仅事掩埋，决不足以消灭余毒”。由于对实施的隔离制度不理解，一些患者及亲属不仅没有按照防疫规定向地上报，反而躲避起来。出于对解剖尸体的恐惧，也受“死者为大”的传统习俗影响，人们往往选择土葬，而此次鼠疫时逢隆冬，郊外天寒地冻，土地冻得比金石还硬，无法掘地，一时间尸横遍野……而尸体仍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这样的处理使得本就来势汹汹的更加严峻。

在当时，由于西医并没有广泛传播，大部分人笃信中医。传统中医认为“气”是外感疾病病原，经口鼻而传染。因此，在救治过程中，老中医们并没有隔离观念，还是采取以往的“望闻问切”诊法……其结果是患“中医群体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西医，甚至也高于其他群体”。

此外，一些人搞封建迷信活动是造成疫灾迅速蔓延的原因。自古以来，便有鬼神思想，人们往往烧香拜佛，以求神明保佑。然而，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利用恐慌，蛊惑民众，宣传入教即可避免瘟疫……如此类封建迷信活动不仅无益于的缓解，反而使得一些科学防疫手段受到，进一步扩大了感染人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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